清初，勵精圖治的進取精神和蒸蒸日上的國勢，造就了一批忠于國家、愛護百姓、清正守法、克己奉公的廉能之臣，袁懋功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 據《清史稿》記載，袁懋功，字九敘，順天府香河縣（今河北香河）人，順治三年（1646年）進士，是清朝的首科進士。袁懋功始任禮科給事中，繼為刑科給事中、太常寺少卿、通政司通政使、刑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光祿寺少卿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、戶部右侍郎，以其優秀的治事表現，逐漸脫穎而出，從而受到順治皇帝賞識，于順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欽點為云南巡撫。

 邊陲滇地，自古難治。多族雜居，部落星聚，各自為政，叛服如戲，有的甚至勾結外夷，威脅國家統一。諸葛亮正是看清了它的復雜性，才不辭勞苦，親率大軍，“深入不毛”，在吃了不少虧之后，仍然對酋首孟獲七摛七縱，終令其俯首臣服，誓言“南人不復反矣”。

 袁懋功任云南巡撫時，云南雖已納入清朝版圖，但官心不定，民心未安，經濟凋敝，滿目瘡痍，更兼吳三桂飛揚跋扈，順昌逆亡，久有異志。顯而易見，這個巡撫并不好當，非忠誠干練、膽識俱備者不能為，而袁懋功正是憑他的“才品敏練”才被順治皇帝慧眼識珠，委以重任的。

 袁懋功到任后，首先發展生產，改善民生。將軍用土地出租給農民耕種，只要上交一定數量的谷物，其余的即可歸自己所有。這樣，既恢復了經濟，增加了社會財富，又吸引大批游民成為穩定的自耕農，同時還有效保障了軍隊的供給。其次，減輕賦役，愛惜民力，惠民安民，休養生息。再次，革除弊政，整頓治安，使政通人和，路不拾遺，五業繁榮，重現生機。一系列有效措施，極大促進了農業生產，人口增加，社會秩序逐漸穩定，久經戰亂的云南人民實現了安居樂業。

 袁懋功認識到要想使云南長治久安，除了發展經濟，還必須使各民族間互幫互助，和睦相處。其最有效之法莫過于興辦學校，教而化之，知書達理，移風易俗。到任次年，袁懋功將自己的想法上奏給清廷，他說：“欲其歸附，最難固結。若以威懾之，僅可勉強一時，如以德綏之，將永戴百世。”這里的民風與中原大不相同，強悍好斗，難以馴服。即便土酋歸附一時，也很難持久，往往懾于朝廷的威勢，強做收斂，但不知何時又會興風作浪。唯有施之以德，教之以禮，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，令其心悅誠服，永世感恩才能長治久安。

 他提出“滇省土酋，既準襲封。土官子弟，應令各學立課教誨，俾知禮義。地方官擇文理稍通者，開送入泮應試”，鼓勵土司送自己的子弟到學校去上學。凡是準備承襲土官職務和爵位的，必須經過學校的教育之后才能取得相應的資格。學官根據其天資稟賦，因材施教，課以督責，使其熟悉四書五經，服膺儒家禮義，等到其做土司的父兄故去，便讓該子弟回去接任。其余子弟中成績突出的，鼓勵他參加科舉考試，通過國家選拔人才渠道進入官僚隊伍。

 袁懋功認為在教學過程中要注重情感上的交流，每逢重要節日，師生便歡聚一堂，羊羔美食，親如一家。天熱了，給予真絲涼衫；冬來了，又發給貂裘皮襖，使其就像住在自家一樣。這樣，既可拉近彼此心與心之間的距離，又能化解不少的爭斗，文明其精神，富足其生活，逐漸融入民族大家庭中。

 其后，清代歷任治滇官員都按袁懋功之法，積極發展土司地區的教育，效果也十分明顯。據民國時期的《新纂云南通志》統計，清朝云南共有808人考中進士，9906人考中舉人，超過之前歷朝之和。各少數民族的語言和生活習慣，與內地人民無異，特別是“野性未馴”、時而反叛之事已經很難見到。

 袁懋功撫滇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就是吳三桂，這也是一個更為棘手的難題，朝廷也是頭疼不已。據《清稗類鈔》記載吳三桂奢侈無度，“公暇，輒幅巾便服，召幕中諸名流宴會。酒酣，三桂擫（手執之狀）笛，宮人以次高唱入云。旋呼頒賞，則珠玉金帛堆置滿前，諸宮人相率攘取，三桂輒顧之以為樂。”又稱“知縣以上官，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，皆令投身藩下，蓄為私人。”吳三桂輕財結客，自然也沒有放過袁懋功。

 可袁懋功顯然是有備而來的。他以“鎮之以靜”來應之，兩袖清風，靜如止水。既不同流合污，唯其馬首是瞻，也不涇渭分明，與其迎頭相撞。冷靜觀察，謀定后動。和而不同，不卑不亢。他的分寸拿捏得極好，吳是王爺，爵位在此，他謹守一個“禮”字，公事多溝通，以減少誤解和猜疑。做事時占住一個“理”字，凡事做在理上，盡職盡責，不越雷池，讓他挑不出半點毛病。但袁懋功可不是唯唯諾諾、明哲保身的庸官滑吏，屬于職權范圍內的事情，他敢于放開手腳，興利除弊，強忍果毅，說到做到，因而“無敢犯其法者”。公事之外，他沒有私交，對于吳三桂的刻意籠絡，他恭而敬之，予以他的各種好處，他堂堂正正，悉數充公。

 他膽大心細，很有見識，凡遇疑難，大家都一籌莫展之時，他往往一針見血，抓住要害，只言片語即撥去迷霧，天地洞開。他溫和如春，平易近人，“生平無疾言遽色”，具有很強的親和力與凝聚力。他克己奉公，以身率下，嚴而不刻，唯真唯誠，行無形之教，化難化之人。故而，上下左右都發自內心擁護他，愛戴他，“其部曲皆愛重之”。他的施政非常成功，“撫云南九載，政績大著。”康熙皇帝甚為滿意，特于皇宮親自召見他，除高度肯定他撫滇的勛績，還賜予鞍馬袍服。

 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，袁懋功調任山東巡撫。此時，由于連年災荒，齊魯大地餓殍遍野，百姓生活十分艱難，再加上積重難返的各種弊端，致使流民泛濫，治安惡化，問題成堆，荊棘遍地。袁懋功到任后，憂心如焚，不顧年衰體弱，風餐露宿，訪貧問苦，尋求救治之道，以興利除弊，上分國家之憂，下解萬民倒懸。他將賦稅、墾荒、治安、執法等問題，歸納成十條，然后上奏給朝廷。語之愷切，心之焦灼，意之篤誠，令康熙皇帝為之動容，大多采納。

 由于殫精竭慮，不辭苦辛，終于積勞成疾，一病不起。鑒于袁懋功的卓越治績和山東各界的強烈要求，康熙皇帝特準他“臥治山東”，以慰勛勞。

 忍著外有酷暑、身染毒瘡的巨大痛苦，袁懋功一刻也不敢懈怠，日日臥床處理政務，終至膏肓，無藥可治。彌留之際，口述遺疏，懇請朝廷根據山東百姓急需休養生息的客觀實際，能夠推出更多惠民、安民的政策措施。滿篇皆是民生，而無一字私求。

 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，為國為民辛勞一生的袁懋功歿于山東巡撫任上，享年六十歲。朝廷內外，痛悼不已。素有“直臣之冠”美譽的魏象樞特作挽詩：

 節鉞重開撫二東，清操惠政許誰同。百年鼎望歸梧鳳，數載深勞起澤鴻。風雨漫催雙鬢老，弟兄真惜此人空。回思滕館分襟日，蕭索秋心寄野蓬。

山東百姓沿途哭拜者不絕于路，有數百人護送靈柩回袁懋功原籍香河安葬。